“扶貧”在今天的政治話語體系中，是個熱門詞匯。

5月24日，在河南襄城縣，縣委書記何天立與縣長李成，卻因“扶貧攻堅不力”雙雙被免職。

當地多名政府工作人員說，襄城縣曾出現干部冒充扶貧戶應付上級檢查的事兒，結果被檢查人員發現。

無獨有偶。

5月21日，新華社發表《脫貧工作容不得“裝兒子”式虛浮造假》一文：

在脫貧工作國家省際交叉考核中，中部某縣上演了一出干部“裝兒子”的戲碼，為應付檢查，避免“露餡兒”，一名年輕干部“潛伏”到貧困戶家里“裝兒子”，想替貧困戶回答問題、蒙混過關。但“演技”再好也難讓百姓接受，“假兒子”一句虛偽的“媽”，叫得老太太變了臉，氣得小姑娘撇開了頭，不僅被抓了個現行丟了臉，更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那份真心。

除了“裝兒子”，一些干部還會“包裝術”。

去年就有媒體報道，西部某縣的政府為了出成果、樹典型，生生把一個普通養殖大戶包裝成“扶貧大戶”，結果不但扶貧沒啥效果，反而弄得該養殖戶負債累累。

怎么包裝？

據說當地有一個養雞大戶，這個人打工返鄉后，創辦了養雞合作社，通過向社員提供雞苗、技術指導，并統一收購，帶動不少貧困戶、低保戶增收致富。

在周中全養雞場的門口，還貼著宣傳廣告——近3年出欄商品雞3萬多只，產值近280萬元，利潤60多萬元。

“其實廣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來，貼上去的，都在‘吹牛皮’，數字是虛的，材料是假的。”這個養雞大戶對媒體說。

其實，合作社只是掛了塊牌子，并沒有實際運作;養雞大戶這些年養的雞，總共出欄量也僅有1萬多只，產值30多萬元，利潤也就10多萬元。

不過，“裝兒子”、“包裝術”好歹還知道遮一下，有的地方甚至懶于遮遮掩掩。

廣西馬山縣就曾違規認定了3119名扶貧對象，其中包括343名財政供養人員，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，43人在縣城購買商品房或自建住房，439人為個體工商戶或經營公司……

隨后，當地扶貧辦、財政局、民政局等12名責任人被追責，有的移送司法。

貴州銅仁市紀委也曾先后查處跟扶貧有關的窩案、串案。

其中，沿河縣從分管副縣長到縣扶貧辦、鄉鎮扶貧辦“全軍覆沒”。松桃縣則涉及扶貧、財政、林業等多個系統，10人涉案，5人獲刑。

有的地方，因為扶貧違紀違法，被追責的甚至能到上百人。

甘肅宕昌縣對責任心不強、造成明顯失誤的189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。

湖北建始縣182名黨員干部因扶貧違紀問題被追責問責

湖北襄陽查處扶貧腐敗問題244起處理254人，8人被移送司法

河北保定嚴查扶貧違紀問題處分171人，移送司法機關8人

不只基層。

中央第二巡視組對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（即我們常說的“扶貧辦”）進行巡視，在巡視整改情況中就提到范增玉、魏崇金、郭玉輝案件。

（范增玉）

范增玉是國務院扶貧辦外資項目管理中心原主任，2015年因貪污、受賄、詐騙三宗罪名，一審獲死緩。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原副主任魏崇金一審被判13年、后因受賄金額發生變化，二審改判6年。

為了對付扶貧領域的“蒼蠅”、“老虎”，司法機關可沒閑著。

2016年，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扶貧開發領域職務犯罪案件1892人，比前一年同比上升102.8%。

政知道了解到，精準扶貧戰略一個不容商量的紅線就是，確保2020年全部脫貧。

正因如此，如何破解扶貧之路上的“腸梗阻”，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的難題，尤其重要。

根據已披露的追責問責，審計署、中紀委、檢察機關、法院等多個部門，在扶貧領域編制了一張不容忽視的法網，極具威懾力。

同時，很多新技術也在扶貧領域發揮了作用。

在廣西，你只需要掃描二維碼，就能舉報扶貧領域的違紀問題。二維碼印在幾十萬張扶貧宣傳畫上面，在各單位、高校、市縣鄉鎮村屯等張貼，效果顯著，截至今年4月，廣西共初核扶貧領域違紀問題線索7769件，立案4141件，處分近兩千人，移送司法40人。

湖南、云南、山東等地運用大數據，鎖定扶貧領域的違紀問題，效果不錯。

同時，也有地方，舉報有獎。

有一句話叫做“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”，綏德縣實名舉報扶貧領域問題可獲獎勵一千元。

政知道了解到，不僅涉及扶貧領域的貪污腐敗要追責，試圖蒙混過關“扶貧攻堅不力”的，也會被問責，就像襄城縣的書記和縣長。

襄城縣新任縣委書記寧伯偉，5月21日就到部分鄉村實地調研，每到一處都就扶貧現狀進行“細致深刻的交流”。

5月26日，襄城縣政府網刊文稱，寧伯偉連日扶貧調研，提到“有的扶貧干部對扶貧工作抱有畏難情緒和厭倦情緒”。

同天下午，許昌市委書記武國定與襄城縣代表團一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，發言中希望“全縣上下正確認識和對待脫貧攻堅中存在的問題”，并以近半篇幅討論了脫貧攻堅，希望“絕地逢生，背水一戰”。

現在，沒有人敢冒著被摘掉“烏紗帽”的風險，到貧困戶家里裝兒子、裝女兒，糊弄扶貧考核了吧